【侨报记者章宁洛杉矶报道】熟悉的朋友们觉得杨羚不适合做律师，理由是“水至清则无鱼”；杨羚办公桌的电脑前，放着一个鼠标垫，移开鼠标，看到垫子上印着一行醒目的英文：Conscience Before Profit（良心先于利益），是她的律师事物所的座右铭；当有人提出每月9000美元租杨羚的律师执照，她说不；作为庇护官，当面对真假难辨的申请人，杨羚说“宁可信其有。哪怕100人中有一个是真的，也是救了一个人。”
不一样的移民经历
移民美国40多年，先后从事过电视台新闻主播、洛杉矶县新闻发言人、联邦移民总局庇护官等职的华裔移民律师杨羚。（侨报记者章宁摄）
杨羚律师（左起3）和她律师办公室的“小伙伴”们。（侨报记者章宁摄）
杨羚的办公室位于洛杉矶工业市，驱车40多分钟来到这里，只因为电话采访中，杨羚分享任职美国联邦移民总局庇护官的经验时，提到一句：“当真假难辨时，我宁可信其有，不愿当其无。”我想知道，在法律与金钱，明与暗，真实与欺诈之间，作为一个律师，如何找到一个不失铁面公正，又颇具人文关怀的人性的平衡点。
“移民多年以后，我听朋友们聊天，说起移民过程，打指纹、排队，队伍好长之类。我有点纳闷，问说，‘要排队？不是移民局的人去到你们家，帮着填表，打指纹的吗？’”……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杨羚有特殊的家庭背景，她的父亲杨鹏是国民党的高级情报人员，在战争年代抗日救国，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人生，还曾主笔撰文，而杨家海峡两岸的亲人们合力编述，完成了《见证一生》一书，见证了那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杨羚1982由台湾移民美国，当初她在国泰航空公司做空姐，根本没想移民，因为父亲被派到美国接受CIA培训，“我是被爸爸逼着来的，他说绿卡都要给你办好了，赶快过来！”杨羚来到美国，移民局的官员就上门协助填表格、打指纹，让她一直误以为这是移民局的工作方式。不过，美国没有“拼爹文化”，一切要靠自己打拼。杨羚经历了像许许多多华裔移民一样的刻苦岁月，读律师学校、考执照，与此同时先后从事过房产经纪、检察官助理、电视台新闻主播、洛杉矶县新闻发言人、移民局庇护官、律师等工作，最终，安心做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觉得在做洛杉矶县新闻发言人的时候学到很多东西。”杨羚说，她在翡翠台做新闻时曾经采访过洛杉矶县县长安东诺维奇（Michael D. Antonovich），“他觉得我很理解他的理念，请我做他的新闻发言人，我心里非常忐忑，婉言拒绝了他的第一次邀请。”
洛县新闻发言人是包括洛杉矶时报等主流媒体的媒体人都盯着的一个抢手职位，杨羚一方面觉得母语不是英文，不觉得自己能胜任，一方面很感谢安东诺维奇的信任，“他觉得我英文够用了，当一年以后第二次邀请时，我接受了。迈克尔要求很高，我也明白责任重大，每天出好几条新闻，条条字斟句酌。”那段时间，杨羚白天写新闻稿，晚上读律师学校，周末继续去翡翠台播新闻，还有一个年幼的女儿要照顾，“现在回想起来早年的压力好大，好辛苦，中间还经历过照顾患癌症的母亲，母亲是我最亲的亲人，她后来去世对我打击沉重。就因为这些，当从读书到最后拿到律师执照时，很多人都跌破眼镜，而我也是陆陆续续用了整整8年。”
庇护官的心情：宁可信其有
“我当时做庇护官的心态是：如果是真的，那么他们回去会很惨，所以宁可信其有，不愿认其无，哪怕100人中有一个是真的，也是救了一个人。”
14年前，杨羚离开了移民局，开业做律师事务所，因为做过庇护官，很多客人找她做移民案子。“律师学校毕业，考到执照，需要自己选择专攻哪个领域。只要你能想得到的领域，我当年几乎做过，最后是不想做移民案都‘难’，所以一直以来主做移民、离婚案件。倒是几乎不做庇护移民案，假的太多。” 庇护案件的真真假假，有时很难分辨，“有时假的比真的还真，反倒是真的申请人没通过。我当时其实有个心态，真假难辨时，我宁可信其有，不愿当其无。” 杨羚经手的案件太多了，她说桩桩件件都是故事，可惜时间太久远，大多忘记了，而有几桩案件，她到今天都无法放下。
“之前我们庇护官之间天天都讨论案件，听取彼此的故事以做参考。到今天，有一个案子我始终都觉得很遗憾。杨羚说曾经有一个很诚实的印尼华侨。当时正值印尼排华时期，他来到美国申请庇护移民。讲到他常被当地人欺负，被打。有一次骑着摩托车在路上，可能是衣着光鲜，毕竟经济实力还是不错，被一个警察无端端地拦住问话。“他说了很久，都没有受迫害的内容。因为迫害一般要有被政府关，被政府工作人员打等。他好像提到他的摩托车也被警察扔到一边，摔坏，但是，没有庇护要求的框架中的受迫害内容。”杨羚说她当时好着急，担心他回去继续被伤害，很想给他通过，就数次问他“警察是不是打你了”，
这位诚实的印尼人看着她，始终都说没有。“到最后，我实在没办法，爱莫能助，真是‘含泪’拒了他。直到今天我还在为这件案子心理难受。”杨羚说类似的情况大约有两三个案子，到今天都无法释怀。
不要作假，可能走进无底黑洞
“庇护法律基于早年为躲避战争等情况的难民提供保护。从战乱中出来的人，逃命都来不及，怎么可能还想着带各种文件？所以，申请政治庇护，往往就是几页纸证词，和当事人的口证。也是后来为什么很多人想走这条路。过了固然好，可是若作假被查出，可能走进‘无底黑洞’。”
曾经有不少采访对象反应，在律师这个行业中会有不少无执照的人混入，租执照，做中介，做假案子。尤其是做庇护移民，经常被华裔社区诟病，认为假案频频。杨羚说她也曾经被人提出每月支付9000美元租用执照，“他们说你可以啥也不用干，就在家喝咖啡。我心说这么好？马上拒绝了。”至于欺诈庇护，杨羚说很多人只被告知如何容易，却不知道一旦不批准，被送到移民法庭，也就是递解出境庭，加上之后的上诉庭，就好像走进无底黑洞了一般，很难走出来。而案件最终被拒、被关闭后，经过一段时间，再也无法打开，身份就黑了，除了等大赦，啥办法也没有。杨羚说在任职之前曾经接受过7个星期的庇护官培训、7个星期的移民官培训，非常艰苦。而在实际工作中，真真假假的庇护案件，虽然很难判，然而，作假的风险始终是高的，后果也很严重。杨羚也曾充当“卧底”，协助调查。
“在庇护案件中，常有翻译写的样板故事，当事人照着背下来，庇护办公室都是心知肚明的，有些人也在黑名单上，只是有时抓不到证据。有次，庇护办公室的高层请我协助调查，要抓做欺诈的翻译，让我坐在一个白人移民官旁边，工作任务是：看翻译有没有作假。那位庇护官介绍我时，说是新来的，需要学习。我记得那个翻译一直在看我，看我名牌上的名字。”杨羚说开始时，翻译时不时观察她的反应，中间也会出些小错误，不过都没关系，她假装听不懂中文，毫无反应，慢慢地，翻译的胆子大了。“记得当时的证词好像是说警察抓他，在露天市场，他如何跑。移民官就问什么样的市场，当事人说是普通的超市，移民官问是室内吗？当事人说是室内，但是，翻译说‘不是’。翻译说的是证词所写，当事人显然不清楚证词，估计是没背好。我马上叫停了。于是通知了上司，欺诈组也来了，那名翻译上了黑名单，从此不准再出现在庇护办公室方圆一定范围之内。”
杨羚已然在美国工作生活了40多年，回顾从媒体人到庇护官、再到律师，她说，“有人说我不适合做律师，因为水至清则无鱼。不过，我做人追求问心无愧，我对客人负责，别人做5分钟的案子，我做5个小时，一心扑在案件中。一直以来，我接手的案子都很多。”（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