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精英大学提高女生数理成绩的努力正走向迷思。
2017 年夏天，牛津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考生发现自己多出了 15 分钟考试时间。校方声称，这一举措是为了适应学术需要，并促进性别平等——“女生更易受到时间压力的不利影响”。
校方肯定了微调效果：女生的总体成绩较上年确有提升。但《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表达了质疑。尽管获得二等一学位（upper second-class degree）的女生有所增加，获得一等学位（first-class degree）荣誉的比例在男女生中仍有显著差距，分别为 47% 和 39%。
牛津大学的“性别平权”一直面临“逆向歧视”的争议。2017 年上半年，历史系推出的“带回家写”考试方案就曾招致包括历史学教授在内的猛烈抨击。这些举措的共同背景是校方推动的 2013-18 战略计划以及覆盖多所高校的 Athena SWAN 宪章。在这些文件中，校方承诺：为女生在科学、工程与数学等领域的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提升女生的数理成绩甚至成了一项国家任务。英国教育部在 2014 年提供了 430 万英镑的资金，用于支持 A-level 物理学教育——尤其面向女生。
现实如何？
英国高等教育的性别现实确实不容乐观。矛盾集中于三个方面：过少的女性精英、男生过低的入学率和专业选择上的巨大差异。
《好奇心日报》查询了校方公开的档案。2016 年数据表明，男生在 26 个课程项目中更可能获得一等学位，女生则只在 9 个项目中表现更好（不包括未公开数据的项目）。从专业分支上看，两性在医学和社科领域成绩相近，但在人文与理科（数学、物理与生物科学）两大领域，男生优势明显，获得一等学位的比例较女生分别高出 9 和 11 个百分点。
而公开至 2013 年的专业入学率则显示，在培养英国政经精英的 PPE（政治、经济、哲学）项目上，男女生人数各为 149 和 83，翻转了女生在文科人数上的总体优势。
尽管在顶尖学生和精英专业中的人数占优，男生在整体大学入读率和中学全科考试 GCSE 上的表现却居于全面下风。在 GCSE 测试中，男生的落后幅度从 1991 年到 2010 年不断拉大。大学入读率的调查结果则被政策研究者 Nick Hillman 称为“国家丑闻”：《卫报》（The Guardian）2017 年的统计分析显示，18 岁女生进入大学的可能性比同龄男生多出 36%。在底层家庭，这一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
如果追溯至 A-level 阶段，两性在专业选择上的差异则将凸显。A-level 的考查科目由学生自由选择，其结果将直接影响大学的录取资格。2015 年，女生在选测计算机、物理、高级数学的考生中仅占 8.5%、21% 和 28%，在社会学、艺术与设计、英语考生中的比例则高达 77%、76% 和 72%。
至此，我们大致勾勒了一个复杂图景：在英国，两性之间的教育不平衡并非绝对倾向于某一方，而是受不同变量影响、在不同指标上呈现区分。两性在专业选择上的巨大差异，在顶尖大学得到了一定补偿；女生在中学成绩、升学人数上的优势，并未转化为顶尖大学专业精英人数的优势，甚至在部分领域被逆转；与此同时，每年有数万名适龄男生尤其是底层子弟，就此消失在大学教育的统计图表中。
能做什么？
很难。
与复杂现状相对应的，是复杂的成因。英国政府在 2014 年的报告中承认，关于女生学术表现的提升尚无深度研究。学者普遍同意，两性的受教育差异并非生理差异的结果，但就如何改善影响单一性别发挥的社会条件尚未达成共识。
从这个角度看，牛津大学的尝试也不是没有道理。学者们发现，女生在持续性测验和课程作业中表现更好，而男生更擅长期末考试的一锤子买卖。在去年的 A-level 测验中，男生十七年来第一次拿到了更多高分，而这一年采用的恰恰是期末单次考试制。这似乎印证了三位学者 2000 年对牛津大学期末考试结果的分析：性别差异更可能与学术评价系统的性质相关，而与个体的品性无关。
更多学者要求反思家庭和基础教育。
长期以来，男女各有所长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一旦家庭和基础教育者接受了“女生更喜欢洋娃娃，男生更喜欢变形金刚”这种刻板印象，必然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与分配上作出反应，由此影响学童的后续发展。学童也可能在干预下改变自我认知，以及对特定学科或教育模式的态度。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女孩可能早在 6 岁就形成了偏见：聪明是一种男性特征。
这意味着，作为叠加因素的接受者，大学能做的可能相当有限。
教育研究者 Laura McInerney 则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为什么人们总是关心女生数理不行，却不关心男生英语太差？”在她看来，鼓励男生培养更多元的兴趣，向更多学科分散，同样会促进大学教育的性别平衡。
题图来自 giph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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