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在八宝山殡仪馆做主持
告别仪式开始前，靳中学在整理逝者遗体身旁的鲜花。
“我是靳中学，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人生告别会，我希望我的葬礼没有哀乐，我想要亲耳听到，想要亲眼看到大家聚在一起聊聊我的人生，我的生活。”3月22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往日肃穆的告别大厅，一场“生前葬礼”正在《欢乐颂》的背景音乐中举行，一个一米八二的汉子活生生地面向众人，为自己告别。
生前告别 挽回许多“来不及”
“妈妈，这是老靳叔叔，什么时候我也能站在上面？”靳中学的同事、丧礼策划工作室主任王静的孩子在新闻报道中认出了靳中学。
尽管童言无忌，王静又常年在殡仪馆工作，对死亡的理解已比常人超脱，但是作为母亲，听到孩子突然说起葬礼，她还是用力避开一些不安的念头。
那个曾经决定她从事殡葬服务行业的场景又浮现出来。
2008年，王静刚到八宝山殡仪馆工作，单位组织去公墓参观。
一座被可乐和足球环绕的坟墓，让众人驻足不前。
墓园管理者解释，墓里安葬着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因意外去世，母亲的哀伤与思念久久不能断绝——几乎每天，这位母亲都会带着一个足球、一瓶可乐放到坟墓周围，对着墓碑聊天。
“那一刻，我觉得生命的逝去离我很近，有些事却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王静自己成为一个妈妈后，开始尝试去理解那位母亲。
“在家里我会跟孩子说‘我爱你’，可是我没法跟孩子说‘有一天你走了我怎么办’。”王静说，中国人自古以来忌讳言死，但是很多事情不可预料，明天的事情发生了不可能再倒回来。
“往往让人们唏嘘不已的是那些年轻生命的逝去。”工作13年，靳中学目睹了无数生死两个世界的离别苦楚，“因为我们不愿意将死亡与年轻联系在一起”。
在北京，每年约有10万名逝者在全市12个殡仪馆火化，每天187辆主色调为黑白的殡仪车辆奔驰在大街小巷、往来于太平间、家庭和殡仪馆，其中四分之一的目的地为八宝山殡仪馆。
“也许你会说，我才20岁不到，死亡离我还远。那么我比你们年龄大，就一定更接近死亡吗？”靳中学在生前告别会上说，“我想不是的，死亡的必然性决定了无论年龄大小——你、我与死亡的距离都是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我们是否准备好了面对死亡。”
“他想跑一次马拉松、想拥抱每一个认识的人、想大声对父母说出‘我爱您’、想陪孩子去参加一次野外露营、想为自己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在筹划这场生前告别会之前，王静和同事们回忆了那些真正离去的人临终来不及实现的愿望，“他们其实很想做准备，但是没有平台、没有机会。”
王静说，生前告别会就是给公众提供一个平台、一个仪式感的东西，让他们在心里默默做好准备，给予一些生命教育的补足。
“没人愿意当主人公，我们自己来做。”靳中学主动承担了这场八宝山殡仪馆史无前例的生前告别会主角。
“葬礼没有预演，也不能彩排，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说，还没有来得及做，就已经结束,遗憾伴随生命的离去而永远无法弥补。”靳中学在生前告别会上说出了长期压在心头的悲伤——因为他的妈妈不久前去世。
很长一段时间，靳中学无法从悲伤中走出，“如果可以重来，我会把手头上的工作放一放，多回家陪陪父母，听听他们的唠叨，下厨再给他们做顿饭菜。”
生前告别会后，靳中学的妻子发现，丈夫脸上的忧郁终于舒展开来。
生命最后一站的引导者
3月底这场葬礼家属预定的时间很早。
早上6点，刚睡醒的北京城例行堵车尚未开始，靳中学在一片清冷中赶到八宝山殡仪馆大堂，一大串钥匙碰撞哗啦一声，大门被打开。皮鞋敲击着地面，在楼道里笃笃作响。
这天的告别仪式不在大堂举行，靳中学要去二楼换上工作服——黑色风衣、黑色长裤、深蓝色领带，对镜正衣后就向服务分理厅赶去。那里是逝者到达八宝山殡仪馆的第一站。
服务分理厅与平日常见的电信营业厅类似，4台电脑桌分布在厅内四角面向过道，业务员为逝者家属查询、登记、指引。只是门前不断停下的灵车、推着灵床接引逝者的礼宾、捧着遗像握着一束白菊的孝子贤孙让人意识到这里应当肃穆。
在帮助家属登记逝者的信息时，靳中学打了两个电话协调同事布置东大厅、调派灵车。
办完手续后，靳中学小跑到东大厅，将在这里主持告别仪式，提前察看厅内的布置，确认家属需要播放的背景音乐，调节好音量。
靳中学这次服务的逝者生前是一位学者。此时，东大厅门外已悬挂挽联，学者的同事、学生们手持白色菊花背着清晨的太阳站立。
休息室内坐着互相倚扶的家属。靳中学进去轻声说，他要去请逝者，家属们请准备去通道门口等候。
从服务分理厅向东不过百米就到了与火化厅相连的东大厅。出于尊重，这段距离也需要用灵车请送逝者。
当学者的遗体从灵车中抬下，家属中间开始传来此起彼伏的啜泣。
“三鞠躬。”靳中学引导宾客向鲜花翠柏中的遗体三鞠躬。这次是简办，与电视上常见的葬礼类似，朋友、同事献上一束白菊致哀，与家属握手致意，唯一不同的是大厅回响的不是哀乐，而是学者生前最喜欢的一首交响乐。
随后便是告别仪式最易失控的时刻——家属再看逝者最后一眼。无数句曾经来不及说的话此刻都可能涌出，无数次来不及表达的感情此时都会喷发。
此前，靳中学已与家属沟通，让3位家属陪伴与逝者感情最深厚的亲人。
靳中学走到灵堂前，看着悲痛的家属痛哭宣泄十几秒后，引导其他家属平抚他们的情绪，他还要时刻防止家属用手触摸遗体——那就代表现场完全失控。
4位礼宾从后台走来，向逝者敬礼，将遗体请上灵床，推往火化厅。
临出门那一刻，靳中学回头拦住依依不舍的逝者亲人。挂着白色窗帘的门打开又关上，靳中学一人走进火化厅，面对遗体鞠躬，目送逝者被推进火化间。
靳中学和同事们有时被叫做主持，有时是司仪，有时是策划人，靳中学更愿意被称为引导员，引导逝者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站。
“虽然是在为逝者服务，但更多的是服务生者。”靳中学说，家属需要沟通、协调、平抚、疏导。
这也是靳中学选择从事殡葬行业的初衷。14年前，他还是一家国企的技术员，对殡葬、死人的事从来没有过想法。
2004年年底，靳中学一位朋友的妈妈突然去世，看着那个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如遭雷击不能自主，靳中学站出来帮忙料理后事。
一段时间过后，朋友告诉靳中学，那几天脑袋里都是空白的，除了悲痛就是悲痛，身体像个木偶——靳中学就是一旁帮忙牵线引导的人。
“来到殡仪馆大家都很悲伤，如果来了之后依然不能释怀，那是不圆满的。”靳中学说，整个葬礼应该是一个逐渐宣泄释放的过程，其实我们最终是想通过葬礼让活着的人更好地活下去，让生者慰藉，让逝者安息。
两年后，靳中学从国企辞职，来到了八宝山殡仪馆做引导员。
八宝山外的敬与畏
今年1月30日，广西百色一位老师因学生家长在殡仪馆工作而孤立孩子，这条新闻深深刺痛了靳中学和同事们。
外界的忌讳，让他们遭遇过许多尴尬。
刚从国企辞职到八宝山殡仪馆工作不久，靳中学邀请初中同学来家做客。
推杯换盏之际，他发现背对着大门的那个同学时不时地扭头望一下门口，神色忧惧。
靳中学马上理解了，主动和他对调了位置。
从那以后，在新朋友出现的饭局中，靳中学尽量避开聊到自己的工作，也向老朋友提前打招呼不让他们提及，“并不是认为别人会怎么看我，大家开开心心出来吃饭，尽量避免因为我的工作给别人造成不安”。
与靳中学类似，出生于1987年的董子毅也是“半路出家”，10年前选择来八宝山时就遭到了来自亲人的反对。
“哪怕你开公交车去，累点儿，我们也不愿意你去那儿。”董子毅从部队转业，当时来武装部招聘的有国电集团、积水潭医院、公交公司、地铁公司，还有一个就是八宝山殡仪馆，董子毅选择了后者，但是父母坚决不同意，连八宝山三个字都不愿意听到。
“我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甚至倔强的人。”董子毅说，八宝山离家近，工作稳定，照顾父母也方便，最后他还是来到了八宝山殡仪馆。
“不能穿工作服回家，回家先洗澡。”董子毅的父母也表达了原则性立场。
董子毅说，我们父辈这一代人对死亡有畏惧，从心理上有一股忌讳。
直到董子毅的奶奶去世，父母的态度出现改变。
“家里人都不知道怎么办丧事，自然由我来带着他们办，我的同事们提供服务。”董子毅说，整个过程颇为顺利。
老人在医院去世，遗容不太好，“张着嘴、头发凌乱、气管也被切开”。在八宝山殡仪馆，父母和亲戚们亲眼目睹董子毅的同事们为老人清洗、穿衣、化妆——从逝者沐浴间出来，“奶奶就跟睡着一样”。
“这些事我爸爸、大爷、姑姑不一定都能做到，我八宝山的同事们做到了。”董子毅说，事后父母非常满意和折服，“对我工作的态度也彻底转为支持”。
相比于两位师兄，1991年出生的游江南没有面临这些压力。
2012年，她大学同学的男朋友出车祸去世。她到八宝山殡仪馆参加葬礼送别。
“人这一辈子真是不知道你下一秒会怎么样。”小小年纪有了生死的感悟，游江南从北方工业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八宝山殡仪馆。
“都觉得挺好的。”游江南说，知道她的工作后，朋友们并没有表现出异样，有时在附近古城上班的朋友还找她来蹭饭，“我们食堂的饭特好吃”。
更多年轻逝者需要葬礼策划师
不止董子毅和游江南，身为70后，靳中学和王静越来越感觉到现在的人们对待葬礼和死亡的态度正在转变。
在靳中学的职业生涯中，有一个中学生的葬礼令他至今难忘。
这个中学生的父母正在各自的事业高峰，一个独生子乖巧可爱、成绩优异，猝然夭折，让他们成为“失独”父母。
这对父母与靳中学等葬礼策划师商量后，为孩子在八宝山殡仪馆东大厅办了一场主题葬礼。
“我不想让这种情况在我孩子的同学中再发生。”他们把孩子的同学、朋友都请了过来，“我也想让这些孩子知道死亡之后父母是什么样的。”
“像开了一个生日会。”靳中学说，有鲜花、有礼物，也有悲伤和痛哭。
从2017年开始，东大厅的主题葬礼开始增多：2017年一个月一场，2018年每月有七八场，到了今年，每月大概稳定在10场。
“以前这些主题葬礼集中在演艺界、体育界、科学教育界等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身上。”王静说，现在有一半的服务对象是50岁以内的年轻逝者，为他们办葬礼的，有父母亲人，也有同事朋友。
王静认为，年轻群体对殡葬仪式、生命文化的认知度远远高于高龄群体，“至少他们愿意静下心来花费精力和我们研究”，这本身就是对逝者的一种尊重和对自身哀痛情绪的舒缓。
清明前夕，王静带女儿去参观八宝山革命公墓，“去看看那些为了我们现在的生活献出真实生命的人”。
回到妈妈工作的东大厅，孩子问，“妈妈，这就是办葬礼的地方吗？有一天你也会躺在这里？”
王静说：“是，如果妈妈去世了，你怎么做才会让妈妈不留遗憾，什么样的葬礼才能让妈妈愉快地走呢”？
“我要自立，我要照顾好自己，好好地活着，妈妈才能够放心。”女儿回答。这让王静很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