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肺炎疫情发展，可能出乎所有人意料。
美国累计确诊已经突破8.3万，超过中国（8.2万），成为全球确诊最多的国家。
疫情也在重创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高达328.3万人！
其实，外界普遍预期，因为疫情，美国就业形势会恶化，但通常预估也是160万人会失业，因为，上上周这个数字还只有28.1万。
328.3万人，实在是个想都不敢想的数字。这是个什么概念？
美国金融风暴时期是66.9万人，1982年世界经济危机是69.5万人。
相当于，美国全国每50个上班族，就有1个，在上周，丢了饭碗。
在上个月美国失业率还只有3.5%，但刘易斯联储经济学家米格尔·卡斯特罗估算，二季度，美国失业率可能高达32％。
要知道，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美国失业率也不过是24.9%。
（纽约时报头版的大幅图表形象地说明美国突破天际线的失业数字有多严峻）
而仅仅一个多月前，新冠病毒还在中国肆虐。
当时，有研究给出了3种预测：乐观假设下国内感染人数将达到5.8万左右，中性假设为8.8万余人，悲观假设则是国内防控失败，病毒扩散，全球大流行。
（中性假设下的模型预测）
如今，国内疫情已经到了扫尾阶段，确诊总数8.2万，中性偏乐观。
但始料未及的是，疫情走出了第4种发展态势。
中国，包括深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的儒家文化圈，中国的港澳台及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都遭受到病毒的第一波入侵。
原本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成了最安全的地方。
而疫情的风暴中心却转移到西方国家。
最可惜的是，中国通过强有力的措施为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疫情爆发晚的西方国家，争取了1个多月的宝贵时间，被白白浪费。
西方国家面对病毒入侵仍然手忙脚乱。
在疫情防控上，东亚为什么做得比西方更好？
东亚守住了，西方却沦陷了
先来看下面一幅图。
2月25日，海外累计确诊2372例，其中，日韩两国合计1744例，占比约74%。
由于超级传播者的出现，2月27日，韩国单日甚至新增813名患者。而对日本的佛系做法，有人断言万例确诊指日可待。
彼时的西方，除了意大利较为吃紧，其他都还算“可防可控”。
没想到，不足一个月，却来了一百八十度大逆转。
最早失陷的中国，已经进入外防阶段。
在海外疫情中，韩国、日本也退居二线。
西方国家却沦为了疫情的“震中”，尤其是意大利死亡人数已经是全球最多。
无论是累计确诊还是单日新增，排名前列的，基本上被西方国家占据。
除了中国大陆地区因为疫情爆发更为迅猛，加上春节人员流动大，不得不采取封城等强力措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还有一点很特别：保证了社会经济的基本正常运转。
日本始终没有叫停经济活动，诸如银座、六本木之丘等购物中心，一直正常营业。
教育方面，虽然安倍晋三呼吁中小学全面停课，但岛根县、石川县、太田市等地方，行使地方自主权，有的只停小学不停中学，有的只停中学不停小学，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学校的正常运转。
韩国的防疫，成本同样很小。
2月底，有媒体称大邱市和庆尚北道封城。其实，准确来说，此封城非彼封城，官方叫法是“最强封锁措施”。
所谓的最强封锁，仅是禁止聚会，减少人口聚集密度，阻断疫情社区扩散，并非禁止交通出入。
一叶知秋，重灾区大邱市，尚且没有全面封锁，可见整个韩国整体上也没进行休克式的控制。
（有意思的是，因为疫情关闭边境的，东亚地区也不多）
日韩能迅速扭转形势，也得益于重要的外部环境：中国、越南两个邻居疫情平息，控制了扩散。
越南是第4个出现新冠肺炎患者的国家，再加上中越、韩越巨大的贸易总额，越南能死死地控制住疫情，实属不易。
而中国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也不必多言。
这里要说的是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事实：中国为防疫花了多少钱？
在高峰时期，单单武汉一个城市，每天所需的防护服约为10万套。一套防护服平均成本接近400元，也就是说武汉每天的防护服支出接近4000万元。
据武汉某外科医生透露，一个重症患者从住院到出院，用ECMO治疗，大致费用为40万。即便不用ECMO，也要20万左右。而这些都由国家兜底。
火神山雷神山的建设投入、经济停摆导致的隐形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从总数上来看，全国各级财政安排的疫情防控投入超过千亿。
另外，早在1个多月前，光是企业的现金捐款和可统计的物资捐赠价值就超过了218亿元。
像中国这样能够在危机时刻调动全国力量，并且全国十几亿人能够团结一心、力往一处使，还能承受这么大的成本，是西方很难想象的。
东亚抗疫成就的得来，皆是一步步干出来的。
西方也想不封城不停工，结果却搞砸了
疫情初期，西方国家普遍的态度也是，不封城不停工。
但和东亚地区相比，结果却截然不同：疯狂蔓延的疫情表明，西方搞砸了。
这不免令人疑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这里原因很多，先举一个最显眼的例子：口罩。
整个西方国家，就差把和口罩有仇写在脸上了。在很多欧美民众看来，上街戴口罩和穿病号服逛街没什么两样。
哪怕政府呼吁也无济于事，因为崇尚自由、个性的西方民众，一向更在乎自己的判断。
因此，前些日子还发生了亚裔因戴口罩出门被歧视、袭击的事件。
意大利更狠，连自己的同胞也不放过。前两周，意大利一个议员就因在会议上戴口罩遭到嘲笑。
而东亚地区，只有新加坡呼吁民众不要戴口罩（却仍然给民众派发了口罩），其他像中国大陆、港澳台和日本、韩国、越南都十分注意佩戴口罩。
尤其是日本对口罩，唯有钟爱二字可以概括。
据NHK新闻报道，日本2018年口罩消耗量约为55亿个，人均44个。
疫情爆发初期，日本已全力开动口罩增产。3月初，日本官方更是向国民表示3月份全国将生产6亿个口罩（虽然只是中国3天的产量，但对于日本已经很不容易）。
从3月6日开始，日本通过邮局给每户家庭免费寄送口罩，一次2周的量，共42枚。
如果以三口之家来算，每人每天就能领到1个免费的政府口罩。
政府出力，再加上民众愿意配合。所以现在日本的公共场合，基本上人人戴口罩。
（疫情发生后，东京新宿街头）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就评价，在德国，个人主义与裸露的脸是联系在一起的。
除了口罩，政策效率也是一大因素。
新增确诊和死亡人数连日暴涨后，意大利开启了“封城”模式。
但意大利的封城，和没封城没什么两样，甚至更糟。因为封城措施引发了抗议，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人员集聚，而这些人还不戴口罩。
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使得民众对政府的政策持怀疑态度，这正是意大利封城面临的一大挑战。
（没错，西方人观念里只有两个地方能用上口罩：生病、示威）
在前几天意大利的一场记者会上，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孙硕鹏以一句“我不知道大家在想什么”开头，直击意大利面临的种种问题。
据他所说，就连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城市米兰，封锁令也十分宽松，不仅公交车还在运行，就连酒店还有人在聚会。
与此相比，韩国的政策效率可以叫人竖起拇指称赞。至少，曾经呼风唤雨的新天地教怕是要在韩国关门了。
因为新天地教大邱分会的一名超级传播者，才导致韩国疫情突然爆发。事后，教主李万熙想凭着自己在国内的威望，隐瞒秘密集会之事，不愿提供名单。
结果，韩国政府直接对约20万新天地教信徒进行了全面排查，并以杀人罪、伤害罪等罪名把李万熙和新天地教十二支派的支派长告上了法庭。
过去作威作福的李万熙不得不召开记者会，两度向民众下跪致歉。
但韩国民众毫不领情，超过100万人登录总统府网站签名请愿，呼吁取缔新天地教。
人的不同
山川异域，风月不同。
面对病毒入侵，东亚和西方交出了一份完全不同的答卷。
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两个不同文化圈的特质决定的。
东亚国家民众在面对国家危难时识大体，讲秩序，知进退，团结一心。
而西方民众更加自由奔放，普遍更加关心个人的利益。
（西方媒体的反思：民众不在乎政府命令）
这甚至已经演变成了政府和民众暗地里的对抗，比如说英国政府本来想搞的“群体免疫计划”。
有观点就认为，英国政府这么做，重要的目的是：倒逼民众重视疫情。
声东击西，一向是英国的拿手好戏。
在公布群体免疫计划之前，号称“英国版钟南山”的首席医疗官惠蒂就曾强力呼吁国民取消海外旅行，中止体育比赛，不要上邮轮。
结果，英国民众以自由为借口，我行我素，各大街头人山人海。
所以，群体免疫计划就应运而生了。计划正式确定的第2天，原本12800人报名的巴斯半程马拉松，一下子降到6200人。
熙熙攘攘的街道，也很快变得冷冷清清。很多在英国工作、留学的外籍人士，都不得不远赴万里回国。
到了这种地步，英国民众才懂得稍微收敛自己的桀骜不驯，实在出乎想象。
其实，这也是西方普遍的风气。
（如今的伦敦街头）
而东亚国家民众则更愿意听从国家的指令。
就拿日本举例子。
为了避免医疗挤兑，日本政府规定，要进行核酸检测，必须分两步走：出现感冒症状并连续四天以上发热超过37.5摄氏度；向附近的诊所报告，若诊所医生认定需要核酸检测，再转移至上级医院。
前阵子，孙正义宣布向民众免费提供100万个核酸检测试剂盒，结果好心却遭了坏名声。因为日本网友认为，如果盲目检测，会造成恐慌，导致医疗系统瘫痪。
急中生智的孙正义改成捐100万只口罩，并且附注从海外购买，结果再次被喷，因为大家觉得会导致其他已下单的口罩延期交货。
日本民众对政府的配合，可见一斑。
这里稍微插一下题外话。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底爆发了一场9级地震，是全球历史上的第五大地震。
而当时，在东京迪士尼游玩的7万多名游客，在周围地表下沉、渗水的危急关头，积极配合工作人员，竟创造了无一人死亡，无一人踩踏的奇迹。
日本民众的秩序意识、大局观，也可从这里一窥。
其实，这也是东亚民众普遍的行为模式。
两种文化，两种结果
过去百年里，西方社会引导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很多人认为西方文明是至高无上的、完全理性的，并对他们所宣扬的自由主义趋之若鹜。
与此相比，东亚文明就显得迂腐可笑，仿若时代的弃儿。
确实，西方的自由主义能够更好地激发创造性，这也是他们能引领划时代成就的原因所在。
（图为火星移民设想，西方自由主义孕育了一批批“疯狂”的想法）
但在这次疫情中，无论是中国、越南还是日本、韩国等，表现都相当亮眼。
虽然这几个国家，防疫政策有所不同，但东亚社会的集体主义与纪律性，却是共有的。
而这正是防疫成功的关键。
（德国柏林排队领取食物的失业者）
一到危急时刻，东亚社会的优势就展露出来。
西方社会，却成了反面例子。过于追求个人主义和自由，反而在病毒面前自乱了阵脚。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是儒家文化的胜利。
话说回来，环球同凉热，不管东亚还是西方，疫情能否结束，都不能单看一方。
但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儒家文化的回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