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6日 星期六 5时02分14秒
菲德尔•卡斯特罗（Castro Fidel）：古巴前领导人，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20 世纪 50 年代，他领导古巴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亲美独裁政权，成功地将古巴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前言（节选）
我生于 1926 年 8 月 13 日。在我从哈瓦那大学毕业三年后， 1953 年 7 月 26 日，古巴圣地亚哥发生了蒙卡达兵营的突袭行动。那是我们与效力于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暴政的古巴军队的第一次军事对抗。
1895 年，何塞·马蒂在古巴岛内领导了第二次独立战争。美国介入其中，并创立了古巴的武装机构，但这一机构只是美国利益集团和古巴高级资产阶级合谋下的一个工具。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爆发于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也让我们的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美国的贸易税收完全依赖于他们的工业产品和农业发展。糖的购买力降至零。而我们不是独立的，所以也没有发展的权利。整个拉美恐怕都没有比我们处境更艰难的国家了。
随着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强国，古巴革命变得极为困难。仅有少数几个人还心怀这样的理想，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世界的很多地方，没人会把个人价值与这项需要结合许多人的梦想、行动，甚至奉献精神的事业联系在一起。
这些因素阻碍了古巴的全面独立和社会变革，革命力量在超过 50 年的时间里承受着美国的封锁和压迫。
就我来说，可以在这个年纪提供历史见证，完全是出于偶然的机会。如果说这对后来的人会有一定价值的话，那是研究学者们的功劳，他们坚持十几年之久做着研究工作，这本书里大部分的内容都源自他们收编的信息，所以最后我决定将它命名为《战略胜利》。
战斗活动的场景已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无法磨灭。每当回想起来，我都会感到由衷的欣慰，因为除此之外，我再也无法用其他方式表达我的信仰，这份信仰决定了我存在的方式。
我不是生于政客家庭，但我童年观察到的一些事情被我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这也让我开始了解这个世界现实的事情。
在我的家乡比兰，只有两样设施不属于我们家：电报机和公立小学。我坐在班里的第一排，因为我没有也不可能有属于孩子的圈子。我在那儿吃力地读书学习。 1933 年，在我还不到七岁的时候，老师因为拿不到政府应发的薪水，就以孩子很聪明为借口，把我接到了古巴圣地亚哥，让我寄宿在了她的家里。那是所很破旧的房子，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到下雨天就四面漏水。在那个城市，我没有去其他像在比兰那样的公立学校。
好几个月里，我都没有课上，只能听老师的姐姐弹着一架旧钢琴练习声调，她是一个失业的音乐老师。还好有一个别人给我用来练字的笔记本，我通过印在红色本皮上的表格学会了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但是从来没有人指导和检查我。
我在这所破旧的房子里开始了寄宿生活，一个盒饭装着我们一天的食物，七个人分吃，当中还包括老师的爸爸和姐姐。饥饿的结果就是食欲，我会用牙尖拨掉小勺上的最后一颗饭粒，还学会了自己缝补鞋子。
这所寒酸的木房子的对面是一所中学，但是它被军队占领了，我目睹了士兵用步枪的枪托打人。那段回忆可以写成一本书。这就是我被我谦逊的老师带去的“小学”，在当时的社会里，金钱主宰着一切。
我们家被骗了，甚至我自己对情况也全然无知，骗子害我浪费了时间，但也教会了我很多现实的问题。经过一些事之后，我到了八岁， 1935 年 1 月，我终于进入了拉萨耶兄弟学校的一年级，学校的位置离西班牙征服者在古巴创建的第一所大教堂很近。另一段全新而丰富的学习生活开始了。
我是学校的走读生，住处是一栋新房子，离我前面提到过的比兰老师的姐姐，那个音乐老师后来搬去的房子很近。我们有三兄妹在新家里：安赫丽塔、拉蒙和我，每人付一份寄宿费。这家的爸爸前一年去世了。我没有再挨过饿，只是被迫要重复学习让我感觉厌烦的四则运算法则。即使是这样，我也对那个家产生了反感，并且开始了人生第一次有意识的反抗，比如有几次拒绝吃夹到我碗里的不好吃的菜，破坏所有传统教育的规矩。
那个家庭保留着法式的优雅规范——这是他们在古巴圣地亚哥学到的。还有个海地的领事通过婚姻的方式进入了这个家庭。他们最终受不了我的叛逆，又把我送回了学校寄宿。之前他们不止一次用这个结果吓我，让我守规矩，但他们不知道，这其实正遂了我的意愿。对其他孩子来说，在学校寄宿是很苦的，但对我来说那意味着自由。这之前我甚至连电影院都没去过，快乐的寄宿生活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份大奖，我开心不已。
但其他问题随之而来了。我是提前两年来到古巴圣地亚哥的，可进入拉萨耶兄弟学校的时间有些晚了。我轻松地读完了一年级和二年级，那里的学习生活很快乐。通常，我们在一年中有三个时间要回到比兰的家中：圣诞节、圣周和暑假。在家里，拉蒙和我是彻底地自由自在。
到了三年级，我因为成绩出色直接跳到了五年级，补回了一些耽误的时间。第一个月一切都很顺利：成绩优异，与新同学的相处也十分融洽。学校每周都会发给学生简报，上面标示出他们需要改正的问题，但我收到的简报总是空白的。直到后来发生了与教会成员，也是住校生训导员的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在圣地亚哥港的另一边，有一个名为“兰特”的空场，也属于学校管理。这是一块僻静的地方，也是教徒们休息的场所，每周四和周日没有课的日子，寄宿生会被带到这里来。这儿有一块很棒的运动场，我在那里运动、游泳、钓鱼和探险。在海港的不远处，可以看到圣地亚哥海战留下的遗迹，而且在建筑的入口处，还有几枚大炮弹作为装饰。一个周日，我和另一些学生在驾驶“坎特罗”号小船从兰特驶到圣地亚哥码头的事情上发生了一些争执，直到返回学校，矛盾也没有化解。
就因为这样，那个专横跋扈的神职“兄弟”抡圆了胳膊，使出浑身气力打了我两个耳光。他是个强壮的年轻人，我被打得头晕目眩，耳朵里听不到任何声音。在这之前，他喊我过去，当时快到晚上了。他没有让我解释，把我带到长廊上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打了我。过了两三周，他再一次羞辱我，我因为在队伍里讲话了，被责令将炸面包块顶在头上。这次是因为我吃完早饭想抢在前面离开，因为学生们都想站在排头，这样可以在上课前玩上一会儿橡胶球。我当时手里拿着一个涂着黄油的面包，这也是学生的一个习惯，大家都匆匆忙忙地吞下食物，然后就抓紧时间离开食堂。训导员脸色阴沉，接着，他当着住宿生和走读生的面对我拳脚相加。他的专权和粗暴已经臭名昭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那所学校让人无法忘记的人物。
我当时 11 岁，他的名字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中。但是，我不想再次提起。此后的七十几年里，我对他的情况也毫无所知。我没有怨恨他。学生时代的这次事件让我在很多年后赢得革命胜利之后明白，他的做法是严谨认真、无可非议的。
但是，这对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件事发生在圣诞节前的几周，之后我们将有两周半的假期。他还是老师，而我还是学生，我们将会对彼此视而不见。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我没有错。当父母来找我们的时候，很明显会指责这样的做法。于是，他们掩盖事实真相，骗我父母说我的弟弟们和我的表现糟糕透顶，“您的三个孩子是这所学校里最顽劣的三个学生”，他们对我父亲说。我知道这样的说法除了伤害了我父母，还会使父亲那些在年底来探望他的农民朋友感到难过。劳尔还不到六岁，拉蒙的特点是善良，而我就是那个最顽劣的家伙。
我费了很大一番力气才说服家人将我送回圣地亚哥学习，而劳尔和拉蒙则留在比兰继续学习。 1938 年，我作为住宿生升入了多洛雷斯学院，因为有着上帝旨意的约束，所以学校在课程上要求更高、更严格，水平也比拉萨耶兄弟学校更高。
这个时候，我被安排住在父亲的一个西班牙商人朋友的家中。在那里，虽然什么东西都不缺，但我只住到五年级毕业，这真的很奇怪。
到了暑假，我最长的姐姐安赫丽塔也回到了这个家里为升入高中做准备。她请了一位黑人老师上课，讲一本超级厚的书，内容涵盖了入学考试的内容，我也加入到课堂中。那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老师，可能也是我人生中遇到的极好的老师之一。她想到让我学习高中入学考试和高一的课程内容，而我那时距离步入高中还有一年的时间。这激发出我巨大的学习兴趣，也是我在读完五年级之后的暑假里，还能继续勉强留在西班牙商人家里的唯一理由。
那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生病了，在古巴圣地亚哥西班牙殖民地医院住了近三个月的时间。那个夏天，我除了学习就是住院，没有享受到假期。在那家互助医院里，一个月只要两个比索，相当于两美金，就有权得到医疗服务。即使是这样，能负担起这份开销的人依然少之又少。我做了阑尾炎手术，十天后，伤口出现了感染。那位老师制订的学习计划不得不先搁在一旁。同年， 1938 年年末，我们三兄弟又重聚在了一起，成为多洛雷斯学院的住宿生。
到了六年级，因为缺了几周的课，我白天必须格外努力。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地理、天文、算数、历史、拉丁语和英语方面的知识也加深了。
我涌起了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写信的想法，他坐着轮椅的样子、他的音调与和蔼的面容都让我感觉很亲切。我热切地期盼着回音，直到一天上午，学校的老师宣布了喜讯：“菲德尔跟美国总统互通了书信。”
罗斯福回信了，我们都这么认为。但那其实是使馆的答复，通知说信已收到，并表示了感谢。我们有了一个大人物朋友——美国总统！即便是后来得知了一些事情，我仍觉得，罗斯福总统选择与个人的厄运做斗争，面对法西斯主义，他也正确地站在了反对的立场上，所以他不会下令用阴损的招数暗害对手，以他的为人，他很可能并没有向那两个毫无防备的日本城市投放原子弹，也没有发动冷战，这两件事情都是愚蠢至极又没有意义的事情。
旧资产阶级派的多洛雷斯学院位于古巴最大也是最东部的省份，这里的学术研究和纪律规范比拉萨耶更为严格。领导都是神职人员，几乎都是西班牙裔，都涂过了圣油，像神父一样处于比较高的地位，也必须在某些任务中履行圣职。学校里最好的老师是加西亚神父，他是一个刚正不阿，但是又很亲切友善，可以和学生打成一片的人。
高中文科毕业的时候，我已经 18 岁了。我擅长运动，爱探险，是登山健将，还对武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从父亲那儿学会了使用方法，同时我还是所在学院授予的优秀学生。
毕业当年，我当选了学院的最佳田径运动员，也是那里最高级别探险队的队长。毕业典礼当晚，所有人热情的鼓掌声让我母亲倍感欣慰，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穿着礼服出席活动。她是在学习方面对我帮助最大的一个人。
在学校的校友录上，除了注明我毕业的学科外，还有下面这段话出现在照片旁边：
菲德尔·卡斯特罗（1942—1945），在文科系的所有科目中，成绩均十分优异。品学兼优，团结友爱，是一名出色的田径运动员，始终守护着学院的荣耀和骄傲。他深得所有人的喜爱和赞赏。现在，菲德尔即将升入法律系学习，我们毫不怀疑他将在人生的道路上继续谱写辉煌。他所拥有的才华，未来定会让他有所作为。
其实，相比语言，我更擅长数学，因为它更精确，更具有逻辑性。我之所以选择学法律，是因为我喜爱辩论，周围人都觉得我将来会成为一名律师，但我没有什么职业理想。
实际情况是，精英学校培养出的高中生缺乏基本的政治知识。以人类历史为例，我们首先被教授的是我们本民族的那些耳熟能详的战争历程，从波斯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孩童到成年人学的东西都是一样。
我们都学过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对印度和中国的古老文明却知之甚少，就像老师不会告诉我们亚历山大大帝的战争故事和马可·波罗的旅行一样。但是，如果没有那两个国家，我们今天也无法书写历史。而说起玛雅文明，艾马拉和克丘亚文明做梦都不会被提及，更别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了。
当我从高中文科毕业后，只有上一所大学——哈瓦那大学，才可以让我摆脱政治知识方面的匮乏状况。在那儿，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小家庭，他们的父母都希望子女们可以有更好的出路。只有很少一部分学生来自上层阶级，而来自社会贫苦阶层的几乎一个也没有。很多有钱有势的人家都会送孩子去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甚至是从高中起的教育。我们不能苛责某个人，这是整个阶级的风气问题。在古巴大革命中，多数大学生都无法结成同盟，这就是我们在人文素养方面教育缺失的体现。
题图及文内图来自：维基百科
喜欢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 好奇心日报 ，每天看点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