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6日 星期六 5时02分14秒
命运的改变，
或许就在不经意的一次偶遇。
我在县委办公室处境的改变，
源于1978年冬的一场报告。
我喜欢数学，喜欢的原因是在初中二年级一次中考中获得了全年级第一。1973年参加高考时，我原来填报的志愿是杭州大学数学系。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对政治感到了厌倦。没有选择中文系，主要也是以为中文系与政治太相近。可是来青田负责招生的领导是杭大物理系的老师，他一再动员我报物理系。“盛情难却”，于是我成了物理系的学生。
原本想好好学习，将来能做个中学物理老师，偏偏第二年遇到了“白卷英雄”张铁生。我的物理没有学好，只是混了张文凭，但这张文凭却改变了我的人生。七十年代，青田大学生“凤毛麟角”，正是因为这张文凭，让我有机会进入县委机关，做了一名公务员。
机遇
我刚到县委办公室时，并没有被人看好。刚到办公室上班的第一天，我的办公桌便被从办公室中间的位置，挪到了靠墙边的一个角落。我知道，他们以为我是“走后门”进来的，于是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后来被县委办公室主任金宝善看到了，他说，“办公室桌子怎么可以这样摆呢？把小麻的桌子搬回来。”
一个人命运的改变，或许就在一次不经意的偶遇。我的改变源于1978年冬的一场报告。那年冬天，省委常委袁芳烈来青田做报告。因为这是文革结束后，省委主要领导人第一次来青田，因此县委领导特别重视。那天参加会议的人很多，县人民大会堂座无虚席。那个时候还没有录音机，领导的报告都是靠秘书记录，会后大家一起拼凑内容，还原领导的“讲话”……其实这样凑出来的“报告”，与领导的真实讲话一定会有很大的出入。
领导报告那天，没有人通知我做笔记，我一个人坐在大会堂的最后面。因为旁边的人都不认识，所以我听得很认真，记得也很认真。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快，什么都快。我的跑步速度快，曾获得过青中运动会百米跨栏的第一名；我说话的语速快，因此“大辩论”常常占得上风。还有就是写字快，“龙飞凤舞”，你说完，我基本也能记完。我虽然没有学过速记，但记录的速度也不会被速记慢多少。
大会结束后，按照惯例，办公室一班人在县委会议室集体“整理”领导讲话的内容，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拼凑“讲话”的工作难度确实很大。大家的记录都不一样，因此，常常为了某一句话，争论也会很激烈。听着听着，我感到有点不对劲，于是便翻出了自己的记录本，说，“我把我的记录念个大家听听看”……我刚刚念了个开头，大家便说“不要凑了，让小麻把他的记录整理出来以后，再讨论。”
我在县委办公室第一次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会写不会写，大家看不出来，但作为办公室的“录音机”，大家已经没有异议。事实上领导做报告那天，我也不是有心去记录，完全是因为没事可做，当作“玩玩”，顺手做起了记录。没想到这个“无心”的记录，竟然改变了我在县委办公室的处境。
“成功需要机遇”，省委常委袁芳烈的青田之行给了我最好的一次机遇。
勤奋
1979年6月，秦敬亭到青田担任县委书记，办公室安排我做了秦书记的秘书。秦书记是一个极为勤快的领导，他特别关心农民，特别关注农村工作，因此下乡特别多。跟着书记下乡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基层干部有经验，他们的语言也特别丰富。听他们的汇报，对自己的水平确实有很大的提高。
“秘书”，顾名思义是“秘密”的“书”。“秘”是前提，主要的职能在“书”。所谓“书”，也就是写，写文章。而写好文章的关键在于“言而有物”，因此素材的积累特别重要。我认为，当好秘书除了天赋之外，最主要还是在于“勤”。记录要勤，好多东西不及时记下来，过后很容易忘记。还有一些“灵感”，更是稍纵即逝。那个时候，我的床头总是摆着笔和纸，一想到好的东西或者精彩的句子，半夜都会从被窝里爬起，把它记下来。
县委办公室有个刊物叫《青田通讯》，每次下乡做调查后，都要写成文字在《青田通讯》上发出。还有一份《情况简报》，每周各区秘书汇报一次，然后整理刊出供领导参考。说是《简报》，其实也不“简”，它需要一定的分析水平和综合能力。那个时候，写的东西特别多。“熟能生巧”，写着写着，于是就写出了“秘书”文字的味道了。
80年代初，县委办公室也还是只有三个秘书。有一年两位秘书都患了黄疸肝炎，秘书只剩下我一个。那个时候，办公室工作确实很忙。听各区秘书汇报，了解农村动态，写文章，做简报，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事务。但也正是因为忙，让我有了更多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经过几年努力，后来我终于慢慢适应了办公室秘书的工作。秘书其实没有多少“秘密”，成为合格的秘书没有捷径，只有靠勤奋。
学无止境
县委办公室是“群英荟萃”之地。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金宝善，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文字功底扎实，他的特点是严谨，中规中矩，遣词用句都特别讲究。他是我中学时代的校长，对我自然也是特别好。继任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是张霞飞，他总是说自己是“小学毕业”，可是文字功底了得。他给领导写“大会报告”，一手拿烟一手拿笔，烟一支接着一支，几根烟抽完，报告也写完了。我后来养成边抽烟边写作的习惯，估计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还有倪仁忠、周汉光、邱水庭等主任，他们都是五十年代的老秘书，很有经验，我在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真正让我有了较大进步的，还是1982年的省委党校秘书班。“做，然后知不足”，做了几年秘书后，我才真正感到了自己知识的缺乏。那一年，在秘书班我见到了来自浙江省各地的文字高手。“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见到了他们，我方知自己“孤陋寡闻”，“才疏学浅”。那一年，我也遇到了最好的老师。我古文知识的进步，完全得益于语文老师祝鸿杰。那一年，因为是自己想学，因此也特别努力，“结业”考试时，各门功课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那一年，是我自1966年离开学校之后，第一次这样静下心来，心无旁骛，认认真真地读了一些书。
秘书班是一次比较规范、系统的培训，它教了我们做秘书的基本常识和基本技能，但是没有教我们“大智慧”，没有教我们“仕途秘书”的箴言：“多留心，能揣摩，会掩饰，善应变。”我在办公室做了8年秘书，也做过一年副主任，后来到其它部门又工作了几年。1992年，我终于选择了离开。因为我明白自己的性格缺陷，不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
我有“自知之明”，于是“知难而退”。
如今回顾曾经的岁月，我还是怀念当秘书的那个年代。说实话，当个“小秘”，虽然辛苦忙碌，难有作为，但心里坦然，一生平安。
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 麻卓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