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6日 星期六 5时02分14秒
【编者按】从去年开始到现在，课外培训辅导市场的围剿战打的可谓是风生水起，旧形态的打压和整改也预示着必须有新的形态予以补位取缔，而素质教育就是被寄予厚望的新形态。在政策鼓励和资本的拥簇下，素质教育开始火起来。
但没能摆脱“应试教育”影子的素质教育，问题不断。如何实实在在的办素质教育？素质教育于应试教育如何平衡？本文给出分析见解。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社会上各领域都在纪念改革开放。在教育领域，华东师范大学袁振国教授发表了一篇比较重要文章，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教育发展的经验概括为“双优先”，即“国家优先发展教育，教育优先满足国家发展需要”。这个概括是否足以表达中国教育改革开放的历程，是值得讨论的。
其实，“高指标、低投入”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在很长的时间里，教育都处于投入不足的状态，1993年《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下决心确立了“到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的目标，但直到2012年才实现。1986年通过的《义务教育法》，到2006年才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
所以如何认识近40年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是一个重要问题，包括如何分期。
如果按不同阶段的基本教育特征区分，前十年（1978-1988）主要任务是恢复整顿和体制改革，是启动、更新的阶段；中间十年（1988-1998）在徘徊之中中逐渐走上了新的道路，可视为一个过渡阶段；1998、1999年是教育发展的一个节点（1998年启动高等教育大扩招，1999年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大会，决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90年代末教育领域出现了一系列为弥补教育经费不足、以经营创收为导向的“体制改革”，被诟病为“教育产业化”（各级各类的教育商业化和市场化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20年（90年代末至今）发展的价值和路径。其中有些改变和转折，但市场化的大趋势持续至今，并衍生出新的形式。
当前公众对教育最不满意的，主要是基础教育的状况，可归纳为推行素质教育的状况和治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也是最核心的方面，是中小学生减负问题，课业负担过重，考试和择校竞争等。第二是火热的课外培训。近十年来中小学生的负担逐渐向课外培训转移。第三是高考制度改革。1999年启动的高校扩招，尽管当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以拉动经济增长为诉求的，但公众普遍认为它至少可以极大地缓解基础教育的学业竞争，把独木桥变成立交桥，彻底解决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今高等教育已基本普及，毛入学率达到46%，但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依旧越来越重。
还有在学校里推进的素质教育。这在大城市的优秀学校有很多进展和成果，但从整体来看仍然乏善可陈，基本面貌可用“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来表达，素质教育很大程度上成为应试教育一个美丽的花边。
时至今日，对素质教育内涵的解释仍然众说纷纭。1999年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其概括为着重培养学生的“实践精神”和“创新能力”，与全面发展的概念很不相同。在实际生活中，素质教育就难免成为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筐”。
应试教育的脉络其实是可以清晰揭示的。1978年后教育的恢复重建，重新恢复高考制度，全民族被压抑多年的教育热情迅速转化为升学竞争的强大动力，马上出现了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1981年叶圣陶发表了名为《我呼吁》的文章，强烈呼吁关注高考重压下学生负担过重问题，1982年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处理好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关系。当时政策口号叫防止“片追”（片面追求升学率），虽然出台一系列治理应试教育的政策，但始终未见成效。到了90年代后正式定性为应试教育。从“片追”到应试教育，说明其程度越来越强烈，危害也越来越大。
应试教育的复活和强化，其中核心的制度是重建50年代的重点学校制度。将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创建的集中管理、重点发展的模式，照搬到80年代的中小学教育，这极少数重点学校就成为择校竞争的一个来源，导致了愈演愈烈的学业竞争。
但当时，并不容易看清教育的这一长期效应。1979年中美建交后两国进行基础教育领域的互访。在考察过对方的教育之后，双方均断言20年后中国教育肯定会超过美国。但40年过去了，美国仍然是首屈一指的教育强国，中国仍陷在应试教育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2005年6月，原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给胡锦涛上书，反映基础教育出现的严重问题，他认为党的教育方针在中小学大多受到严重的扭曲，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迄今尚未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和思路。以教育部为主，成立了十几个调研组，研究如何治理学业负担过重问题，调研成果整理出版了两本书，但问题依旧。
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基础教育的评价处于非常分离的两端，一方面是现实学生压力巨大，非常痛苦；另一方面，中国教育又取得许多眩目的成就。2012年、2015年的PISA测试（PISA是OECD组织在15岁青少年当中进行的数学、科学和阅读这三项能力的测试，是评价世界各国教育质量的排名），上海作为代表参加，位居榜首。但上海实际上是获得了两个第一——学业成就第一，学生负担第一。
PISA测试的权威结果澄清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上海的学生平均每周作业时间13.8小时，加上课外补习时间每周17小时，远远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7.8小时，说明上海的第一是以学生过长的学习时间为代价的。同样在第一梯队的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他们的学生的负担只有上海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这个事实有力地澄清了认为应试教育没治、亚洲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都一样的说法。的确，80年代的日本也有“考试地狱”之称，学生自杀很严重，韩国学生的课外补习闻名于世；但最近十年已经不一样，日本实行“宽松教育”，韩国正在向“幸福教育”的目标转变，中小学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中国则在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越走越远。
应试教育的后果令人痛心，全国各地中小学生自杀现象非常严重。最近教育部还把治理学生近视作为工作重点，大中小学生近视率比十年前各增长了七八个百分点。有研究表明，患近视与使用手机无关，根本原因是学生学习时间过长，如果学生每天有两个小时的课外活动，近视率就可以下降百分之几十。
所有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都有确定的制度性原因。固然，科举文化传统、独生子女政策、高考制度、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中产焦虑等等都是影响因素，但都不是决定性因素。
譬如科举文化传统是作为一种文化特征和社会性的偏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背景，无法解释近十年来素质教育急剧恶化现象。高考制度并不会直接转化为对小学生的学业压力，影响小学生的是小升初政策，影响初中生的是中考政策，不能一概而论。中产焦虑同样如此，既然有社会分层，既然教育有选拔性的功能，优势阶层对于争夺稀缺的教育资源的重视，是一个基本事实，但也只是一个背景因素。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台湾地区没有“小升初”，人家的中产为什么不焦虑？
导致学生负担过重、严重的择校竞争、课外培训热，有不同的利益方，包括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培训机构、家长、自媒体等等。在许多大城市，优质民办学校成为公办学校的主要竞争者，家长的调侃是“小学不上民办学校，大学就要上民办学校”。公办学校把问题归于培训机构和家长，即家长的非理性，“学校减负，家长加负”。
各方都认为是别人的责任，问题便趋于无解。流行的比喻是“剧场效应”：由于少数人不守规则，导致所有人只能站着看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过这样的剧场吗？因为剧场里都有维持秩序的人。义务教育的混乱秩序，原因很简单——政府失灵。我们的“守夜人”处于缺位状态。
择校竞争、培训热的缘起和过程是清晰的。1989年人大附中成立了第一个培训机构——华罗庚数学学校，90年代更名为仁华学校，开创了在小学阶段进行数学培训的先河，是教育培训业的开端。
90年代末，为了贯彻《义务教育法》、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教育部下达禁令要求所有重点高中必须与初中脱钩，因为初中属于义务教育。中国所有地方至今都遵守这一规则，但北京是例外。人大附中等六所高中向教育部报告要进行小幼衔接的教育实验，要求保留初中部。于是，人大附中开始了小学生奥数培训、以为本校初中选拔高分生源，并取得显著成效。此举最后导致北京市所有的重点高中全部恢复举办初中，否则无法“公平竞争”。小学阶段的培训热由此从北京走向全国，成为普遍现象。
义务教育秩序混乱，还源自另外一项制度。90年代末，高校扩招带来了普通高中的大发展，但高中属于非义务教育，没有足够的教育经费，于是就给政策，高中实行择校收费政策，部分学生可以通过收费入学。此举洞开了中小学入学收费入学的政策，出现“以钱择校”（缴费生）、“以分择校”（高分学生）、“以权择校”（条子生）的乱象。同样，为弥补教育经费不足，将部分优质公办初中实行“办学体制改革”，转变成民营机制，这种“转制学校”被称为“假民办”和“翻牌学校”。教育在90年代末被纳入了舆论称之为“教育产业化”的轨道。
2005年，国务院开始整顿转制学校，要求“非公即民”，不能既享受公办教育的资源、又享受民办教育的政策，两头通吃。但是，这次整顿并不彻底，多数转制学校不愿回到公办，又无法做到完全独立，至今未能做到产权完全明晰。当下各地称为择校对象的优质民办学校，前身就是这些“转制学校”。
治理义务教育的秩序，恢复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公平性，要做根本的反思。首先要反思中国的学校制度。中国目前施行的还是一套没有重点学校的重点学校制度、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每个省市都存在有招生特权的“优质学校”，这些学校可在全地区、全省、甚至全国范围内“掐尖儿”，破坏公平竞争。
这是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存在两个二元结构：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不同等级的学校，其资源、生源、升学率等也是等级化的，条件更差的农村学校标准更低、资源配置更少，对重点学校则锦上添花，学校差距巨大。这与义务教育的概念是完全不兼容的。
义务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基础性、保障性的教育，但我们把它变为具有高度竞争性、筛选性、等级鲜明的制度。这种学校制度和变相的学校制度，延续到今天就变成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竞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巨大差距和两极分化，是择校竞争的根本原因。同样，台湾地区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基本没有差距，上哪所都差不多，因此就上离家最近的。所以人家没有“小升初”。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名校不惜破坏义务教育秩序而自利的机制，以及政府与名校的利益同盟。在名校可以收取高额择校费的年代，政府是“保护伞”；现在优质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恶性竞争，政府也无所作为，当然，有《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的民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为由。背后则是民办学校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利益输送。因而，治理义务教育乱象并非不可能，关键是看政府部门的意愿。
另外，要反思中国的教育发展模式，即“教育产业化”的路线。最近出现新的特点，即教育跟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的深度结合——新的楼盘建一所挂牌的优质学校，楼盘价值就可以大幅上升。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非常普遍，某些“超级中学”公开承诺高价奖励优秀学生，高价收买优秀教师，高价招聘名牌校长，直接靠资本购买“教育质量”，被称为“教育界的野蛮人”。超级中学通过炫目的高考成绩获得虚假的“政治正确”，各地政府竞相引进超级中学，名校集团与政府组成的“神圣联盟”愈发坚固。
在基础教育办学过程中，民办学校的表现乏善可陈。当初兴办民办学校的动机非常明确，主要是为在教育资源上的十遗补缺，弥补经费不足。在教育基本“不差钱”之后，民办学校其实承担着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的功能。但事实上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没有差别，都在应试教育的单一轨道上竞争，很少有教育创新的追求。事实上，当下真正的创新教育都在体制外，比如无资质的小规模创新学校，这些学校是有教育追求的“教育家”在办学；而有资质的民办学校基本是为资本服务，是资本家在办学。
重建正常的教育秩序，还需要反思教育方针和教育的基本价值。
譬如，“全面发展”的方针，导致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平均发展、平庸发展，也是课程过多的原因之一。还有中国教育高度功利主义的价值、“唯有读书高”的文化传统。同时，中国教育也非常“精英主义”的：教育发展和资源配置重城市轻农村，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重心在少数重点学校，因而是面向少数人而非大多数人的。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强烈反对这套制度，并于1958年和1966年两次发动“教育革命”，值得我们反思。毛泽东是信奉杜威主义的，把教育视为社会改造的工具，强调生活和教育的联系，重视经验，反对死读书、读死书，反对唯书唯上。当然，毛泽东的教育革命非常粗暴，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甚至不惜中断教育；但是他倡导的一些教育理念有些是有价值的。
近些年来在理念层面上那些扩大教育差距、面向少数尖子生的价值已经得以纠正，提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精英主义价值仍然根深蒂固。
素质教育或基础教育的改革，其核心概念是从应试教育中突围。突围不是做局部的修改，而是整个教育范式的转型。
影响教育变革的因素，按重要程度排序，一是价值观，二是教育制度（体制和政策），第三才是教育技术。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秩序是颠倒的，中国最重视的是教育技术。认为只要实现教育信息化，自然会进入到未来教育阶段。教育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硬件的改善和绩效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指标是教育品质，是人的充分发展和教育治理的现代化。
什么是好的教育？我认为基础教育的目标应当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公民。全世界范围内都在重新定义教育，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报告，批判近20年来，全世界教育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下，陷入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价值，教育被视为经济增长的简单工具，成为高度规划的国家产业。在国家功利主义的架构中，迷失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心。教育的经济功能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和人力资本理念。教育不仅关系到学习技能，还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这在多元化的世界中尤为重要。
我们已经进入了全民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互联网时代，但教育的“软件”还是旧的。我们必须从应试教育突围，走向以人为本的教育。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表过“人本主义教育宣言”，倡导教育的人文化、多元化、社区化、生活化——
一要超越单纯高考改革的视角。现在看来，单纯的考试改革不足以解决问题，需要改革高中教育结构，使高中教育均衡、多样化发展成为现实，破除学生单一轨道的升学竞争。
二要超越单纯财政的视角。当然，需要改变教育投入的结构，从过度重视物，转移到主要重视人，加强对人力资源的投入。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要进行供给侧改革，开放教育，增加教育供给，鼓励社会力量多样化办学，构建新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生态。
三要超越单纯课改的视角。借鉴世界其他国家教育改革的经验，要从课程改革走向以教育家办学和学校自主管理为主的学校改革，从课改走向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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