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大学的时候我选修了不少课程，但真正的老师只有3个。
第一个是李天命，他是唯一教过我学问的老师。我在大一时修过他的“思考方法”，上了几堂，翘了大半的堂，考了一个B。《语理分析的思考方法》则看了十几次，但已是在考试之后，无补于事了。后来，为了沟一个念工管的师妹仔，又去上了几课，还点拨了她，跟著就没有学下去了。后来，和李本人成了朋友，偶有见面，他还介绍过张五常给我认识，但这已经是后事了。
大一那年，我写了人生的第一份学术论文，叫“麦克鲁汉先生的把戏”，讲的是Marshall McLuhan的理论，其中一部分不过是文字把戏，后来朱老师把寄到台湾的一份学术期刊中刊登，居然还有稿费。大四时，他是我的论文老师，但烂尾，没有写成。
其实，在学问上，朱立老师并没有教过我什么，不过我常找他吹水，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因此，我会认为，在情感上，他是我的老师。后来他当了新闻系主任多年，又去了浸大当院长，位高而授业时间长，是传媒教育的“学阀”。这注意﹕这里“学阀”二字并无贬义，只是客观描述。
校友曾立基是中大新闻系的护法，好比香树辉是中大护法。曾说，朱立有史以来最疼爱的学生是我，也不知此说有几成真。不过，当年我移民加拿大前，和他吃过一顿饭，我说送书给他，他说其他书就不用看了，暗示我不会写得太好，但是武侠小说他倒不妨看看。在去年，他回港一游，我也与他吃了饭，把我写的武侠小说送给了他。
第三个是梁天伟。他一课也没有教过我，但却是他的面试。在中国传统，考官相等于老师。
我的大学入学试成绩不错，但由于中学会考成绩不佳，又留过级，在中大，这些全都是计分的，因此参加面试也危危乎，在我之前的都只是waiting list了。我的英文全是看书学的，口语很糟榚，幸好他问了一条极难的问题﹕“你对美国干预南美洲政治有何看法？”踫巧我非但天天看报纸，连《明报月刊》也看了几年，中六时居然不念中国日本史而念美国史，答起他的问题来，门罗主义什么什么的，头头是道，居然骗得他收了我进门。
好像是预言一般，他问过我如果写一篇社论，如会何写，又问过我，如果上级干预我写社论，我会怎样做。我的回答是，小事当然是会跟从指示，但大事则不会任由摆布，最多是挂冠不干而已。想不到，后来我非但写了社论，社长顾尧坤阿之阿佐摩洛哥，我还真的辞职了。顾搞了没多几个月，报纸便也关门大吉了，幸亏我逃生及时。
本文本来只是前言，主题写的是梁天伟老师的新书，《数风流人物﹕香港报人口述历史》，可惜前文overrun了，唯有下期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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